两弹一星决策是在哪一年(两弹一星在什么时期立项)

大国崛起和小民尊严哪个更重要？作为一个文人来说，选择第二个可能更为取巧。毕竟，你要是贴近群众，似乎就能获得足够的正义感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一个人奉行着“国家至上”的思想，很容易被说成是“朝廷鹰犬”或者“谄媚权力”。

这件事，放在1959年那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，金庸的态度就很值得玩味。

1959年，苏联支持中国搞原子弹仅仅不到2年时间，中苏关系就降到了冰点。当时中苏之间爆发了“长波电台”、“联合舰队”、“炮击金门”等一系列事件，两国关系快速恶化，而苏联把对中国的所有的技术专家全面撤离。

1959年6月，中国决定，在没有苏联支持下继续搞核武器研制，并且命名为“596计划”。

现在我们难以想象，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，要搞出原子弹有多难。但是开国元勋们的决心是非常大的。

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毛主席就提到了原子弹，他说“你打原子弹，我打手榴弹”，战略上藐视敌人。但是同时，毛主席也深刻认识到了“没有现代的装备，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”。于是，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我们就在军事工业上努力发展不断进步。

1956年4月25日，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“在今天的世界上，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，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。”“没有那个东西，人家就说你不算数”。

不得不说，毛主席作为一代伟人，对原子弹的看法高瞻远瞩，这是我们最终做出大搞原子弹决策的决定性因素。在与外宾的会谈中，毛主席这样讲：“谁也没有原子弹是上策，他们有、我们也有是中策，只有它一个国家有是下策。”

陈毅元帅当时担任外交部长，经常在国际场合表达中国态度。这一次，陈毅又一次站出来，他说：“为了免除中国人头顶上的核威胁，这个原子弹中国人必须要搞出来，尽早搞出来。不搞出来就挺不起脊梁骨，每天被人核威慑，都不能安心地搞生产。”

有一次，陈毅在接见日本记者团时说：“帝修反，他们有原子弹、核子弹，了不起吗？他们如此欺侮我们。他们笑我们穷，造不起。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！”

“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！”如此语出惊人，在很多文人看来，简直是耸人听闻，这样“穷横”知识分子们见了自然跳起来反对。

最先跳起来的就是自称能够“独立讲真话”的金庸老爷子。

查良庸出身浙江海宁的书香世家，新中国成立时还曾到北京求官，要求做外交官。可是，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详细审查，最终吓跑了查良庸，他只好跑到香港去谋生。

作为知识分子，最擅长的自然是写文章挣钱。于是查良镛就在知名报纸《大公报》工作。一段时间后，查良镛开始自己创办报纸《明报》，为了增加销量开始写武侠小说连载。第一部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开始流行，而从那时起，查良镛也有了自己的新名字——金庸。

当陈毅说出“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”的豪言壮语时，金庸和明报立即跳出来表示反对。金庸在明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《要裤子不要核子》的文章。

金庸在报纸上毫不客气地说：“一位负责首长居然说到即使人民全部无裤，也要自拥核子武器，这句话在我们听来，实在不胜愤慨。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，将生活放在第二位，老实说，那绝不是好。我们只希望，这只是他一时愤激之言……”

金庸还假装自己很懂国际政治，很懂军事，他讲：“制造原子弹，不知是什么用处？当英法联军攻打苏伊士运河时，英国早已拥有核子武器，但苏联一声恫吓，说要以飞弹轰炸伦敦，英只好乖乖地收兵。中国再努力十年也决计赶不上英国在攻打苏伊士运河时的核子成就，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，有何用处？”

总的来说，金庸的观点无非就两条：第一条，民生比国防更重要；第二条，失败主义，中国不可能。

这两条，和今天的公知何其相似？

民生固然重要，但是国防安全就能够忽略吗？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龙应台的那一句“我不在乎大国崛起，我只在乎小国尊严和幸福。”

不得不说，这些知识分子的语言很有煽动性，他们很会假装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，但是问题是，当他们的利益与普通老百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他们坚决选择了个人利益。

也就是说，这些人不仅仅是知识分子，更是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。在他们看来，他们是比普罗大众高人一等的，他们是上等人，国家必须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物质、荣誉和礼遇，否则这个国家就是“不民主”“不自由”。而知识分子需要做的，就是一面享受生活，一面给国家挑刺。还美其名曰“若批评无自由，则赞美无意义。”

平心而论，金庸和龙应台这样的知识分子，并不能算是坏人，但他们的精神境界绝对算不上高尚。

毕竟，金庸同时代的人，有很多为国家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人。

金庸生于1924年，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人，年龄比较大的，在抗日烽火中到延安去，到抗日敌后根据地去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解放战争。比如杨开慧的侄女杨展烈士，生于1920年，1941年在晋察冀工作时牺牲。

金庸的年龄和邓稼先一样，比于敏还大了2岁。两弹元勋中大多数人，与金庸年龄都差不多，但是他们都选择了“为国铸剑”的事业。和金庸同岁的黄旭华，则是隐姓埋名30多年，被乡里人骂作“不孝子”，直到老母亲去世，都不知道黄旭华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——为国家打造核潜艇。而黄旭华，则被称为了“中国核潜艇之父”。

金庸的第二层意思，则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，还没开局就打算举手投降，何其胆怯！何其糊涂！

这不由得让人想到2020年年初那两个要求中国向全世界道歉的知名人士。

不提那两个人，中国自古以来这样的“未战先怕未战先降”的人，可不是一两个。

抗美援朝战争中，著名知识分子张东荪，就偷偷联系美国代表，表示，中国无意与美国为敌，愿意当“调停人”。甚至，张东荪无意之中还出卖了国家机密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长津湖出兵仓促，志愿军伤亡惨重的严重后果。

不得不说，金庸的这一篇《要裤子不要核子》，彻底暴露了知识分子的软弱和浅薄。

在报纸上被金庸批驳的陈毅，又是如何回应的呢？

陈毅元帅在与廖承志等人一起吃饭时说：“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的话，确实有点片面性和绝对化，因为穿裤子还是最重要的事。吃不饱、穿不暖，有什么尊严呢？”

陈毅元帅非常虚心接受了金庸的批评，他说：“查先生的社评有一半是对的，但不要核子这句话也有片面性，也是绝对化。我同那个查先生的社论，两家的话合起来，就全面了。今后，我们就要努力做到既有裤子，又有核子！我当时说裤子，当然是个比喻，就是要做到中国人丰衣足食，手上还有个不大不小的核子弹。我们欢迎任何人来批评我们，指正我们，我们不怕批评，只要你说得对，我们就接受！”

既要有裤子也要有核子，既要保障民生，也要维护国防安全！

与金庸先生的激愤相比，陈毅的话，更容易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欢迎。

以我们今天的目光来看金庸和陈毅的这场论战，会发现金庸站在普通老百姓的角度这样讲，似乎没什么错，但是一旦脱离了当时新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，未免就有些无病呻吟了。

金庸当时有没有虚心接受陈毅元帅的批评，我们不得而知。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，金庸在1959年那个时间点上，正处在思想不断进步的过程中，这一点，喜欢金庸小说的人就能体会得到。

1959年，金庸的代表作是《神雕侠侣》。这部小说中，金庸借着郭靖的口说出了那句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。金庸是否在这场辩论中认识到了国防的重要性？我猜想应该是有的。

毕竟，巩固国防不能依赖降龙十八掌。

郭靖主持下的襄阳之战，固然打的时间长了一些，但最终还是失败了。

作为金庸的封笔之作，《鹿鼎记》的思想革新是最大的。在《鹿鼎记》中，金庸一面表达对谄媚权力的韦小宝的讽刺，一面也表达了对“红衣大炮”的赞赏。

也许，金庸晚年悟出了新中国两弹工程的重要性？这一切就不得而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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